著作權侵權賠償額緣何出現“同案不同判”？
發布時間：2015.12.08 新聞來源：中國知識產權報
編者按
受制于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等多種因素，著作權糾紛案件常出現同案不同賠償數額的情況。本文以一圖像技術有限公司為例，梳理全國各地法院受理該公司著作權糾紛案的相關情況，剖析出現同案不同賠償額背后的原因，進而對統一侵權賠償標準提出幾點建議，以期對解決同類案件有所裨益。
確定知識產權尤其是著作權案件的賠償數額，歷來是法官裁判的難題。依照著作權法的規定，侵犯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侵權人應當按照權利人的實際損失給予賠償；實際損失難以計算的，可以按照侵權人的違法所得給予賠償。賠償數額還應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或者侵權人的違法所得不能確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判決給予50萬元以下的賠償。但在實際審判中，關于權利人的損失及侵權人的獲益多少很難計算，大多數情況下，法官會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在50萬元以內酌定一個賠償數額，但是這個范圍非常寬泛，酌定數額的高低都是相對而言的，實踐中“同案不同判”的現象較普遍。筆者以一圖像技術有限公司系列案件為視角，統計分析著作權案件賠償數額“同案不同判”的原因，并就如何統一司法尺度提出幾點建議。
各地法院判賠差異較大
據統計，2008年至2015年6月，北京市各級法院共受理涉及一圖像技術有限公司的著作權案件429件?？傮w來說，各級法院受理案件的數量并不均衡，一審案件共計368件，占全部案件的85.8%，二審案件60件，再審案件只有1件，絕大多數案件經過一審即終結。各個法院受理案件的數量也不均衡，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等較多，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北京市昌平區人民法院等較少。同時，同屬于基層法院的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與北京市順義區人民法院、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量相差超過100件。
對于判賠額度，除了2011年之外，單張圖片平均賠償額存在明顯的下降趨勢，其中包括合理支出在內的平均判賠額從2008年的4310元降至2015年的1650元，不包括合理支出在內的平均判賠額從3880元降至1375元，這兩個數額最近3年均基本穩定在1500元。受理案件數量較多的北京朝陽法院、北京海淀法院等判賠額度相對近似；受理案件數量較少的法院之中，如北京豐臺法院、北京昌平法院等，判賠的額度差距在1倍以上。此外，各法院在判決賠償經濟損失和合理支出的書寫習慣也不同，北京海淀法院在判決主文中將經濟損失和合理支出一并判賠，而北京朝陽法院等大部分法院則是將經濟損失和合理支出分開列明。另外，從被告方的使用方式來看，不同的使用方式之間的平均判賠額度也存在明顯的差異。判賠額度最高的房地產項目圍擋這一使用方式比判賠額度最低的微博使用方式高出兩倍以上。而平面媒體使用方式判賠額度普遍高于網站。
全國范圍來看，對于涉該圖像技術有限公司系列案件的單張圖片平均判賠額度總體呈下降趨勢，但全國不同省份之間的判賠差異則較大。福建、廣東兩省比廣西、四川兩省均高出1倍以上，但這種判賠差異與各地的經濟發展程度非完全成正比，比如判賠額最高的遼寧省比判賠額最低的上海市高出2.5倍以上，而遼寧省的人均GDP比上海市低。從判決主文的書寫習慣來看，廣東、海南、河南3省是將經濟損失與合理支出一并判賠，但從判決主文單獨列明合理支出的部分而言，遼寧省的支持額度也顯著高于其他省市。
由于北京市與廣東省是審理涉該圖像技術有限公司系列案件最多的兩個地區，兩地經濟發展水平相差不大，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水平也較高，且兩地都是我國較早成立專業知識產權審判庭的省市，并且均有大量的基層法院作為知識產權案件的一審受理法院，筆者便抽取了廣東省各基層、中級法院審理的92件涉該圖像技術有限公司系列案件的民事判決書作為樣本，與上述中的北京各級法院的判決書所反映出的判賠情況進行對比。由于前述判決書主文表述的原因，現僅就兩地包含合理支出單張圖片平均判額進行比較分析。
單從年度來說，廣東省比北京市平均判賠額高出750元至2200元，近兩年的平均賠額廣東省在2500元左右，而北京市在1500元，單張圖片判賠額存在1000元的差距。從兩地對不同使用方式的判賠情況來看，平面媒體廣告、圖書、宣傳冊的判賠額相差較小，但是在涉及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微博和網站方面，兩地的處理結果存在明顯的差異，尤其是在網站方面，廣東省的判賠額比北京市高出了1.5倍以上。從前文中對兩地經濟發展水平、受理案件數量、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知識產權庭建設等方面的說明，均難以解釋這種巨大差異存在的合理性。
多種因素影響判賠高低
從上述數據可看出，影響單幅圖片判賠數額的主要因素包括年份、不同地區、不同法院、被告方不同的使用方式等。由于本文選取的均是涉該圖像技術有限公司的系列案件，其圖片本身的獨創性、拍攝難度、智力投入等因素就相對統一，對于賠額的影響應該差別不大，故本文不再關注。
從年份來看，全國各地均表現出年份早的判決數額高，近兩年來基本穩定的態勢。這可以歸因于經過前幾年大量的司法實踐后，各地法院內部均有了比較統一的做法。但是不同地區、不同法院以及不同級別之間所存在的差異仍然不容忽視。經濟發達地區的判賠額高于經濟欠發達地區，我們可以解釋為經濟發達地區的被告可能因侵權的獲益較高，故法院的判賠額也較高，但統計數據的顯示遠非如此。除了上海和遼寧這兩個特例之外，判賠額較高的福建、廣東、河南3地比判賠額較低的四川、廣西高出近一倍，這其中河南的經濟發展水平在全國并非很高，但其判賠額顯著高于北京。此外，就上文中北京與廣東的對比，賠額差異也難以僅僅用經濟發展水平這一因素來解釋。
就這一類案件本身而言，現有成文法律或司法解釋中并沒有規定由于不同年份、不同地區、不同法院或者不同級別就可以導致判決賠額的不同，各地法院在判決中所表現出來對于賠額因素的考察中也只是包括原告作品的獨創性、同類型作品的許可使用費、可能的獲益，以及被告的使用方式、過錯程度、侵權后果等。但需要指出的是，北京與廣東兩地對于同類圖片中被告在信息網絡上的使用這同一種方式的判賠額依然存在明顯的差別。
對于上述這些差異，筆者認為有可能是以下幾個方面綜合因素的相互作用使然。第一，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水平。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地區的整體發展，這也包括文化創意產業的總體發展。但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又不完全取決于當地的經濟水平，如果當地政府加大資金投入和扶持力度，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水平超過經濟水平并非不可能，因為文化創意產業不像傳統工業那樣需要巨額資金的前期投入。所以一個地區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水平是不同地區法院判賠額不同的重要因素。第二，知識產權庭建制的成熟度與受理案件的數量。如果一個地區的知識產權庭建制較晚，基層法院中很少或者沒有設立知識產權庭，那么這一地區受理知識產權案件的數量就少，而判賠額卻會比較高。第三，中心城市、中心地區的吸引力。據統計，北京、上海、廣東3地的受理案件數量遠超過其他省份，而其中北京市的海淀區、朝陽區，廣東省的廣州市、深圳市則又是重中之重。值得欣慰的是，在這些受理案件量大的法院內部近年來已經形成了比較統一的賠償額。但全國其他大部分地區，真正做到還原案件本身的考慮因素，包括原告作品的獨創性、被告侵權行為的情況，統一裁判尺度仍然任重而道遠。
全面考量統一司法尺度
解決各地法院對于同一著作權侵權案件的判賠額不統一問題，筆者認為，了解案件的前提和基礎很重要。首先，酌定賠償的適用是在“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或者侵權人的違法所得不能確定的”情況下。其次，每一個判決的裁判金額不可能完全一致。如果在不同地區、不同使用方式、不同過錯以及不同的權屬情況下判決數額一樣，這會導致不公平。因為現實差異很大，法院的判決不可能也不應該是整齊劃一的結論。在這樣的前提和基礎上，筆者提出以下幾點設想和建議：
第一，通過上述的數據分析，筆者認為可以借鑒傳統民事案件，尤其是道路交通事故侵權責任糾紛中對于被侵權人傷殘賠償金的計算方式，甚至可以參照刑事案件中量刑標準統一的模板，即將著作權侵權案件中被告的使用方式、規模、過錯程度等，以及原告的作品類型、權利來源、許可使用費等均納入到一個統一模板中，并以各地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為基礎，制定出每一項的高線和底線，最終使賠償額在一個相對固定、可以控制的范圍內。
第二，從上述的數據可看出，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水平的差異對于法院判賠額的影響較大，而且這種差異也是客觀和現實的。因此，應當首先從一個較小的區域出發來制定模板。在較小區域內統一之后，可以將相對統一的各種考察因素作為基礎在省級推廣，這樣既能夠促進各地的經濟、文化發展，同時也可以統一賠償尺度或者說賠償考察因素。最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常態的監測和統計，總結各地好的經驗和做法，并在全國有基礎的省市進行推廣，由點到面，層層鋪開，以期最終實現同類型案件的司法尺度統一。（作者：巫霽，單位：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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