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創新：注入知識產權保護“新動能”

經濟轉型的關鍵在于創新驅動，而創新驅動的戰略支撐在于知識產權制度的不斷完善。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創新體系建設穩步推進，知識產權制度建設取得了顯著成績，但是體制上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深層次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仍顯不足，維權成本高、侵權成本低，企業創新的積極性受到打擊。

　　4月21日，在以“知識產權保護與制度創新”為主題的2017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高層論壇第五分論壇上，來自政府機構、法院、企業、科研院所的發言嘉賓，圍繞知識產權保護與制度創新相關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知識產權保護需制度創新

　　知識產權制度是文化創新與科技創新發展的重要支撐，同時也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規則。盡管近年來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取得了各方公認的巨大成就，但與社會期待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知識產權保護“取證難、周期長、成本高、賠償低、效果差”狀況尚未根本好轉，需要進一步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營造更好的知識產權環境。那么，如何通過制度創新來推動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長足發展呢？

　　海關總署政策法規司副巡視員李群英認為，當前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創新已經相對滯后。知識產權保護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為企業服務、為經濟發展服務，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問題。就進出口貿易領域知識產權保護而言，他認為，首先應當完善我國進出口貿易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當前多部法律中都存在涉及知識產權保護的條文，但相互之間缺少呼應，在適用上容易造成一些法律沖突。此外，還應正確認識維護公共利益和保護私權的關系，合理界定行政執法和司法審判的界限。

　　在知識產權立法方面，目前知識產權保護領域存在幾個問題，一是新奇案件不斷涌現，如同人作品保護糾紛、體育賽事作品性質爭議等；二是法律保障相對不足，特別是面對互聯網領域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三是立法協調有待改進，如馳名商標的同類保護問題等。面對這些問題，在知識產權立法方面，應當注意，出現新問題、新現象不等于需要新立法，公權力的介入要適度，立法要有民法思維，并應當適當回應產業正當需求。

　　對于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來自企業界的代表、波森特集團公司董事長王繼忠有著最為直觀的感受。“好的技術得不到有效的運用和保護，不僅是發明人的損失，更是國家和社會的損失！”他談到，基于知識產權的權屬，權利人是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的主要發起人，但是由于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時間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相對較短，許多權利人對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的能力不足。他認為，成立行業知識產權聯盟對于解決這一問題十分有效。權利人可以利用知識產權聯盟的平臺，傳播專利技術，獲取商業信息，參與授權許可，得到維權指導。

　　積極構建大保護工作格局

　　我國自上世紀80年代實施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以來，關于知識產權保護模式的表述存在多次變化。2008年頒布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中提出，發揮司法保護知識產權的主導作用。2015年印發的《國務院關于新形勢下加快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若干意見》中進一步明確，完善行政執法和司法保護兩條途徑優勢互補、有機銜接的知識產權保護模式。2016年底國務院印發的《“十三五”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規劃》中提出，構建包括司法審判、刑事司法、行政執法、快速維權、仲裁調解、行業自律、社會監督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格局。

　　中南大學知識產權研究院執行副院長認為，這一變化，實際上體現了我國知識產權體系的變遷歷程。從“雙軌制”保護到“大保護”的發展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體現。保護方式的多元化、保護主體的多樣化和保護功能的專業化，可以使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更加完善。每一種模式的產生，都是時代所需，知識產權大保護，是對當今時代需求的回應。

　　認為，從當前來看，知識產權保護的著力點歸納起來就是嚴保護、大保護、快保護。因此，從知識產權大保護的基本架構來看，已經不再僅僅強調行政執法和司法保護兩條途徑，而是涵蓋了事前保護、事中保護、事后保護，充分發揮注冊登記、審查授權、行政執法、司法裁判、仲裁調解、行業自律等各個方面的作用，形成保護的合力。

　　知識產權大保護工作格局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知識產權行政執法與司法保護之間的銜接問題。針對這一問題，當前，許多新興領域會出現各式各樣的知識產權糾紛，由于這些行業的技術性較強，如果將這類糾紛一開始就完全交由司法機關進行裁量，從經濟效益的角度來講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而行政執法在這一方面有著自己的技術優勢和人才儲備。因此，行政執法在先保護、司法裁決在后救濟的方式，實際上應當是一種值得探索的、比較符合現實經濟效益考量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