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14年底北上廣3家知識產權法院的正式揭牌，中國步入了知識產權保護新時代。從法院提供的數據可以看到，才運行一年半，3家法院已受理案件高達22265件。作為司法改革的排頭兵，3家知識產權法院模式各有不同，但許多制度性改革卻異曲同工。背負著“推動實施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為司法改革先行探索”使命的3家知識產權法院，在這一年半來的運行中率先探索實施各項改革措施。
北上廣3家知識產權法院運行已一年半有余。中央設置的3年實驗期已經過半。
這是本輪司法體制改革最受關注的舉措之一。
運行時間雖短，社會名氣卻不小。高通訴魅族案，蘋果、華為外觀專利糾紛引發的行政訴訟案，愛奇藝訴聚網視案（全國首例視頻聚合盜鏈不正當競爭糾紛案）、DOTA2亞洲邀請賽視頻轉播糾紛案（全國首起電競游戲賽事網絡直播不正當競爭糾紛案）、網游“魔獸世界”訴中禁令案等知名案件，“生殺大權”都由知識產權法院掌控。
背負著“推動實施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為司法改革先行探索”使命的3家知識產權法院，這一年半來運行的情況如何？改革取得了哪些成效？實踐中面臨怎樣的難題和挑戰？
法治周末記者近日采訪了3家知識產權法院。
因何而設
“建立知識產權法院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相關?！北本┲R產權法院副院長陳錦川說。
1993年以前，法院也有知識產權的審理工作，但是分布在不同的庭，比如商標專利方面的案件是放在經濟庭，版權方面的案件是放在民庭，而且當時不管是辦案人員和案件都比較少。
此后，隨著改革開放進程加快，知識產權的案件也越來越多，國家制定了基本上完備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而且也相繼加入了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條約，所以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1993年，北京率先設立知識產權庭，隨后最高人民法院、全國31個高級人民法院、400多個中級人民法院以及被指定的100多個基層人民法院都相繼設立了知識產權庭。
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選擇上海浦東等法院進行“三審合一”的試點，將知識產權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統一歸口到知識產權庭審理。
北京成立知識產權審判庭也是一個標志，緊隨其后成立知識產權審判庭的大多是一些沿海發達城市。
而后來，“知識產權法院進入籌備期，也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相關?！标愬\川說。
2013年，中國法院受理各類知識產權一、二審案件超過了11萬件，成為全球受理知識產權案件數量最多的國家。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第十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決定》，以立法形式宣布京滬穗成立知識產權法院，三地法院正式進入實質性籌備階段。
陳錦川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因為在經濟社會比較發達的地方才會更加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
他介紹，中國加入WTO之后，隨著世界交往越來越多，從上世紀90年代到2000年，每年的中美會談和中歐會談，其中知識產權保護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內容，尤其是2000年前后，知識產權保護成為離不開的一個主題。
而在2014年前后，我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更為重視。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將科技創新置于國家發展的核心地位，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知識產權構成國家戰略性資源和國際競爭力核心要素的重大舉措。
“要轉變經濟發展結構，要把以前的制造為主轉變為創新，而創新大部分和知識產權相關?！标愬\川說。
同時，知識產權法院的成立也是司法改革的一個成果。
陳錦川介紹，比如法官遴選等改革，都是在已有制度之下的一些變化，而3家知識產權法院的建立，是完全按照司法改革的目標、制度要求來建立的。
“所以3家知識產權法院可以說完全是司法改革的產物，也是為中央的司法改革探路?！标愬\川說。
實際上，3家知識產權法院的模式也各有不同。
陳錦川介紹，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歸北京市人大、市委直接管理，是正局級單位。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和上海三中院合署辦公；廣州知識產權法院不設行政級別，主管單位是廣東省，要向廣州市人大報告工作。
先行探索
雖然設置的模式各不相同，但作為司法改革探索的先行者，因應著長期以來順應司法規律的呼聲，3家法院的許多制度性改革異曲同工。
與中國現在所有地方法院正在推行的改革一樣，知識產權法院在普遍意義上的探索方向仍然集中在4個方面：人員分類管理、司法責任制、司法人員職業保障和省級人財物統一管理。
除了后兩項非法院一己之力可主導，前兩項改革目前進展頗為順利。
在3家新設立的知識產權法院，“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目標更容易落地。例如，北京知產法院裁判去行政化就很徹底，也很有成效。廢除個案匯報制，采用建議咨詢制等，
廣州知識產權法院為了“重點解決主審法官權責不清、雜務纏身、合而不議的問題”，推行了法官權力清單制度，廢止個案匯報和審批環節，將審案、裁決、簽發法律文書的權力統統交還給法官，法官、合議庭全權負責案件裁判，并對案件質量終身負責。
親手簽發各類法律文書，法官們坦言很有職業尊榮感。許多法官坦言，這是他們法官生涯中感受最徹底的一次“放權”。
挑選出來的法官都是精英。北上廣3家法院從全市范圍內選拔出來的法官，從事知識產權案件審判的平均年限在7至10年以上，其中絕大部分是研究生，平均年齡在37至42歲之間。
在具體細節上，其各自的探索自然也各有特色。例如，上海側重于強調法官的專業性和類型案件適用法律的統一性，因此，在院內兩個審判庭按照不同案由進行專業化分工，一庭主要審理專利權、著作權糾紛等案件，二庭主要審理商標權、植物新品種、計算機軟件等糾紛，還專門成立了涉自貿區知識產權案件專項審判合議庭。而北京和廣州則是按照全類接觸的原則分配案件，確保合議庭平等規范用權。
與別的法院不同，知識產權法院“機構精簡、管理扁平”。
陳錦川介紹說，除了立案和各審判庭外，由綜合辦公室（15名編制）統籌行使整個法院的司法行政職能。有些部門只有“光桿司令”，有些人則需要身兼數職。
熟悉中國法院系統的人自然會知道這是多么高度精簡：通常一家法院的司法行政部門一般會有數個甚至數十個。
與眾不同
“知識產權法院的設立，還有一個任務是探索知識產權審判的特殊規律?！币匀珖鴮徟袠I務專家、資深知識產權法官身份出任副院長的陳錦川深諳知識產權案件審判的特殊性。
專業性強、涉及面廣、審理難度大，這是法官對知識產權案件的基本評價。
2015年4月22日，樂網訴聯通著作侵權案件中，技術調查官首次亮相參與庭審。畢業于空軍工程大學的鄒享球具有理工科學歷背景，長期從事計算機技術工作，他同時也是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技術調查室的負責人。在庭審中，他作為技術調查官負責協助法官查明技術事實。
就在同一天，最高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專利權糾紛案件中，也有技術調查官出庭。這天也是技術調查官在國內首次亮相。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建立了最完備的技術事實調查認定體系，即技術調查、技術咨詢、專家陪審、技術鑒定“四位一體”。該院副院長黎淑蘭介紹，技術調查官的主要職責包括明確技術事實的爭議焦點、對技術事實的調查提出建議、參與調查取證、參與訴訟程序以及必要時協助法官組織專業人員提出鑒定或咨詢意見等。
“技術調查官制度在我國是一項全新的制度，是伴隨著知識產權法院的成立、伴隨著知識產權審判體制的改革而生的一項制度?！崩枋缣m說。
知識產權法院重視專家智庫建設。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聘請了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在內的18名特邀知識產權咨詢專家提供專題咨詢，并邀請知識產權領域的知名專家學者給法官培訓授課。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也與各大法學院校等社會機構開展合作，就知識產權案件審理中的疑難法律問題向專業機構征詢意見。
“涉及案件中疑難或者重大法律問題、行業利益調整等問題，以前法院會開研討會、走訪相關部門，現在把這種交流制度化，我們會向專業機構發函征詢意見，專家學者們的這些意見會作為法官審判案件的參考，附在裁判文書后面，增強裁判公信力?！标愬\川介紹說。
法治周末記者注意到，一些商標類案件判決書后附著來自清華大學法學院、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等社會專業機構名義出具的法律意見，各陳己見，說理充分清晰，并且公開透明，雙方當事人看得清楚明白，容易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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